“上海精神”与儒家文化相合相通(新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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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6-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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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上海精神”的深厚内涵,与儒家“和合”理念相通,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7年来,国际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升,站在儒家文化的角度看,就在于背后有其“道”其“理”。

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,儒家的“和合”理念同“上海精神”有很多相通之处。 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“上海精神”,以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商、尊重多样文明、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,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注入“和合”文化神韵。

  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”今年,孔子的故乡山东迎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,青岛也是东汉经学大儒郑玄讲学之地,至今还有康成书院遗址。

儒家文化的流风余韵,使这次峰会呈现出别样的东方文化意涵。 习近平主席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,指出儒家主张“协和万邦,和衷共济,四海一家”。 在儒家文化的发祥地,引用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这些儒家经典,不仅是在重申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,也赋予了中国这些古老思想以新的时代价值。 而整个峰会所体现出的“上合智慧”,也充满了儒家文化的哲学思维与历史思维,体现了儒家处理相互关系的“和合”思想。   “上海精神”将“互信”排在首位,就充分体现了“和合”精神。

这是因为不管是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,都是信任为先。 《论语》中,子贡向孔子问政,在“足食”“足兵”“民信”三者之间,如何做选择?孔子认为“信”是优先的价值选择,因为“民无信不立”。 “互信”的观念,超越了国际上流行的一般国际关系理念,让“做好邻居”深入人心。

上合组织17年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

从最开始对于边界问题的成功解决,到应对恐怖主义、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,再到当前强调求同存异、合作共赢,“互信”是基础。

 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来看,“上海精神”中的“互利”是在“互信”基础之上的拓展。 在“互信”建立之后,共同发展经济成为互利的坚实基础。

正如《周易》所说,“利者,义之和也”。 这是一种体现儒家哲学思维、强调相互关系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,是对西方单边主义的克服与超越。 实现“互利”,首先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,为对方着想,找到合适于双方的最大利益所在,如此才既是“可大”之道,共同的利益不断扩大,信任越来越多,朋友越来越多,同时也是中国文明所追求的“可长可久之道”,这就是中国深厚的历史思维。 正是“互信”“互利”,使得上合组织国家真正成为好邻居、好伙伴,从而逐渐凝聚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。

今天,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产业、能源、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、互补性越来越强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  “上海精神”的深厚内涵,与儒家“和合”理念相通,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。

尤其要看到,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,也带来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贫富差距的问题,解决之道不是要排斥经济全球化,而是对其改革与完善。 “上海精神”中的“尊重多样文明”“谋求共同发展”,正是对于这一弊病的矫治。

《周易》强调“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”,《论语》也有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要抹杀文明的差异,而是求同存异的过程。 在其他场合,习近平主席多次引用孔子“和而不同”的主张,这种倡导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各美其美、和平相处的思想,对处理国际关系具有深刻启示。

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制度、经济发展、文明传统和民族、宗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,秉持“平等、协商、尊重多样文明”的理念,将有效解决地区难题、复杂问题。

  正是上合组织所具有的“上海精神”,逐渐吸引周边国家主动加入。 今天的上合组织,从中亚扩展到南亚、西亚,从原本的陆路扩展到海上的印度洋。 上合组织“行胜于言”,从最开始不被世界注意,尤其不被西方看好,到今天真正显示出合作的成效,参与引领新一轮的海陆一体经济全球化,从而为世人所瞩目。

在这个意义上,“上海精神”既与儒家文化相通,又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创造。   (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员)  《人民日报》(2018年06月12日05版)。